先有他,才有科波拉和斯科塞斯
- 来源:虹膜
- 时间:2023-08-14 23:15:05
文丨吴泽源
(资料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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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驱魔人》和《法国贩毒网》的导演威廉·弗莱德金8月7日去世了,享年88岁,也算喜丧。但他的影史遗产却早在他去世前就已盖棺定论,这对他来说到底是件幸事还是个遗憾,谁都说不好。
威廉·弗莱德金
人们常把弗莱德金归入新好莱坞阵营中,而他闪耀光芒的时刻,甚至比那些后来大名鼎鼎的同侪来得更早。
当科波拉还在为了挑白兰度和帕西诺演《教父》,跟派拉蒙吵得不可开交时,弗莱德金已经拍好了最终会赢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的《法国贩毒网》。
当斯科塞斯刚拍出自己的首部代表作《穷街陋巷》,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还都只是「电影小子」团体的小跟班时,弗莱德金已凭借恐怖片《驱魔人》引得万人空巷,在北美狂卷2.3亿美元票房,这个数字经过票价与汇率通胀换算后,约合当今的10.3亿美元,位居影史票房榜前十之列。
《驱魔人》(1973)
然而这便是弗莱德金生涯的巅峰组合拳,他在之后再没能接近自己在1971和1973这两年的高度。
即便有《威猛奇兵》(1985)这样被严重忽视的警匪片佳作,即便其晚期作品《杀手乔》帮助促成了马修·麦康纳的生涯第二春,弗莱德金之后的创作,似乎都只是《法国贩毒网》和《驱魔人》阴影下的一串长长注脚,象征着一位影史活化石在面对多变潮流时的坚持,却再也无法成为潮流的捕捉者和引领者。
《威猛奇兵》(1985)
所以,我们到底该怎样定义弗莱德金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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弗莱德金的作品无疑属于新好莱坞运动的组成部分,但他这个人能不能被归类为新好莱坞主将,则不好说。他与新好莱坞所象征的文化精神,有点格格不入。
与新好莱坞中坚力量们相比,弗莱德金的年纪其实偏大:1935年生人的他比科波拉大四岁,比斯科塞斯大七岁。而他同样也不是后两者一样的迷影青年,这使得他始终没有和「电影小子」一代玩到一起(科波拉、弗莱德金和彼得·博格达诺维奇曾短暂联合成立「导演公司」,但公司很快就因为大家对彼此力推的作品颇有微词而解散),建立相互帮衬也相互批评的良性关系。
但在新好莱坞浪潮中,弗莱德金也不算是年纪最大的人。罗伯特·阿尔特曼(《陆军野战医院》)1925年生人,哈尔·阿什比(《哈洛与慕德》)和蒙特·赫尔曼(《双车道柏油路》)都是1929年生人。
但上述几位前辈不论在个性还是在影片方面,都鲜明体现着新好莱坞运动带有嬉皮士和无政府气息的反文化精神,而弗莱德金则没有。他的电影似乎总是肮脏粗粝,不苟言笑。
这大概与弗莱德金的阶层出身有关。他出生于一个乌克兰移民家庭,母亲是护士,父亲则做过垒球运动员、雪茄制造商和男装推销员等多种工作。
弗莱德金家经济状况挣扎,曾一度靠福利金过活,但弗莱德金从不觉得自己家境贫寒,因为他身边认识的芝加哥小孩,家庭条件都差不多。他可不认识像斯皮尔伯格那样在十四五岁就能拥有一台超8摄影机的中产小孩。
生长于粗粝环境,让弗莱德金性格务实,注重结果,不爱对事情施加判断。他的早年生活里没有文学、电影、音乐这些东西,甚至没有对道德的认知:「跟我一起玩的人和我一样,没什么道德准则,」他在自传中写道,「我真的不了解对错之间的分别。」
粗放的成长经历,既造就了弗莱德金认知世界的方式,也造就了他的作品气质。他的电影不事张扬,没有废话,也不炫耀漂亮花哨的镜头调度,而是用直接、务实、有效的方式给观众带来重击。
《法国贩毒网》的纪录片式美学,至今还在影响着包括《谍影重重》系列在内的当代动作片;《驱魔人》则将耸动的画面和严肃的基调结合在一起,提升了恐怖片类型在主流认知中的档位;《招魂》系列、《遗传厄运》《灯塔》等片能得到今天的关注度和口碑,都要仰赖弗莱德金把恐怖电影从低端文化的地下室里,一脚踹进大雅之堂。
《法国贩毒网》(1971)
但与此同时,弗莱德金的主人公也像他本人一样道德感模糊、正邪莫辨。
《法国贩毒网》中的警察歧视少数族群与女性,追捕起罪犯来不择手段;《威猛奇兵》中的警探为了抓捕威廉·达福饰演的假钞制造者,更是不惜使用各种非法招数,甚至造成同事枉死、路人遭殃、交通大堵塞。警察工作不再是正义的体现,而仅仅是赤裸裸的私愤发泄。
弗莱德金本人在许多时候也和他的主人公没有太大区别。为了拍出好镜头,他同样不择手段:击打不会做戏的纪录片主人公,以得到痛苦情绪;拍《法国贩毒网》追车戏时差点撞死路人,拍《驱魔人》时推伤女主演艾伦·伯斯汀,还对一位以非职业身份出演影片的神父扇了耳光。
拍完《威猛奇兵》后,他更是把影片用到的假钞道具当做真钱花了出去。他是八卦小报会爱上的人物素材,却绝不是什么道德榜样。
而他的不择手段和狂妄自大,最终也让他付出了代价。当《千惊万险》和《虎口巡航》票房接连失败,使他不复70年代初的商业宠儿地位时,他的坏名声也使得大片厂与大明星不再愿意与他合作。
80年代之后,他的电影无论在星光还是在制作规格上,都降级了许多。这个自大狂瞧不上任何人,偏爱单打独斗,而在生涯的最后三四十年里,他也确实求仁得仁。
《千惊万险》(197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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弗莱德金在影迷群体中并不像斯科塞斯、阿什比甚至德·帕尔玛一样,有一拨凝聚力极强的拥趸。
原因不难总结:他并不是欧洲艺术电影意义上的大作者(auteur)。
他没有拍过自传性质太强的作品,不愿在创作中将主人公与本人划等号,也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观点急于输出。
他的电影有风格,有态度,彼此之间也有相近主题,但它们从来都不特别个人化。这使得影迷们很难借片识人,通过他的作品向他本人投射情感。
其实从某种意义上,弗莱德金更像是那些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为制片厂打工拍类型片,却又保持自己一贯品质、风格及某种对世界的见解方式的技匠导演。
比如既拍过黑色电影《警网重重》又拍过恐怖片《恐怖蜡像馆》的安德烈·德·托特,比如经常探索人性阴暗面的《死吻》《大刀》《兰闺惊变》导演罗伯特·奥尔德里奇。
《警网重重》(1954)
同这些前辈一样,弗莱德金最如鱼得水的领域,是黑色电影。他那股一条路走到黑的狠劲,那双能洞察人性暧昧与极端面向的眼睛,使他的警匪片有着多数同类作品不具备的疯狂力道。
但弗莱德金终究没有成为相对专攻某个方向的类型片大师。或许是早年太耀眼的生涯高峰,让他无法拉下身段;或许是在旧片厂制度倒塌后兴起的导演中心制,让他拥有了过度的创作奢侈。
他探索着各个自己不算擅长的领域,有时击中靶心,却在更多时候失手。于是提及他的名字时,我们得到的是一系列模糊而又不成体系的印象:粗粝、写实、严肃、阴沉、黑暗,而不是一幅具有鲜明轮廓的标志性画作。
这让我们不禁想要问出如下问题:70年代新好莱坞时期的导演中心制,保障了像斯科塞斯和阿尔特曼这样的大作者的创作权利,但它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。
如果弗莱德金生在旧片厂垄断制度依旧存在的年代,如果有慧眼识珠的制片人稍稍约束他的创作和自我意识,让他在自己更擅长的类型中人尽其才,而不是放任他在不一定合适的领域游荡,他的生涯会不会变得更杰出?
这也是属于弗莱德金的悖论。一个人可以既生逢其时,又生错了时代,两件事可以看似不合理地同时发生。
而这也会让他永远成为人们在透视70年代美国电影时,无法忽略的有趣样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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